第219章 关键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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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国被审查后的第三天，市委大院内的气氛依旧压抑。表面上，各项工作在孙建国市长和唐建科的“协管”下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暗流涌动。关于李卫国“问题”的各种小道消息开始隐秘流传，版本各异，但都指向其在重大项目审批、国有资产监管等领域可能存在“猫腻”。这些传言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与李卫国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人们，促使他们更加疏远唐建科。 唐建科深知，消极等待或一味表忠心都无法改变现状，甚至可能引火烧身。他必须主动做点什么，但行动必须极其谨慎，不能授人以柄。他回想起周明远书记在紧急会议上提到李卫国是因“历史遗留问题”被牵连，这个词给了他一个突破口。 上午，唐建科处理完几件紧急公文后，以内线电话叫来了顾伟民。小顾这几日也显得格外谨慎，进门后轻声道：“秘书长，您找我” 唐建科神色平静，递给他一份手写的清单：“小顾，根据当前工作需要，特别是要确保李市长分管领域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情况不明出现疏漏，我需要调阅一些历史资料。这是清单，你去档案馆一趟，按规定办理借阅手续。” 顾伟民接过清单一看，上面罗列的大多是几年前，甚至十年前的某些重大项目（如当时引起过争议的市第一大道扩建工程、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一期等）的立项批复、会议纪要、资金审批文件副本等。这些项目都曾是李卫国分管或深度参与的。小顾心中一震，立刻明白了唐建科的意图绝非简单的“了解情况”，这是在冒险！他抬头看向唐建科，眼中带着担忧：“秘书长，这……” 唐建科目光沉稳地看着他：“按程序办事，理由就是工作需要，全面了解背景，确保政策连贯。去吧，有什么问题，让他们直接联系我。” 顾伟民看到唐建科眼中的坚定，知道秘书长已下定决心，便不再多言，点头道：“是，我明白，马上就去办。” 下午，顾伟民带着几大盒沉甸甸的档案卷宗回来了，后面还跟着档案馆保管利用科的科长老周。老周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做事一丝不苟的老同志，他对这些尘封的档案有着深厚的感情。 “唐秘书长，您要的资料大部分都调来了。”老周扶了扶眼镜，认真地说，“不过有几份当年的专题会议纪要，因为是手写原稿，按照规定不能离开档案库房，只能在阅览室查阅。” “好的，辛苦周科长了。需要查阅时，我再提前跟你预约。”唐建科客气地回应。 “应该的，秘书长随时吩咐就行。”老周说完，又叮嘱了几句档案保管的注意事项，才转身离开。 办公室里只剩下唐建科一人。他看着桌上那几大盒落满灰尘的卷宗，深吸一口气，仿佛能闻到时光和往事的气息。他知道，自己即将潜入一段充满迷雾的历史深处，去寻找那可能存在的、能够厘清责任的“关键证据”。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且风险极大，但他别无选择。 他打开第一个卷宗，是关于市第一大道扩建工程的。工程浩繁，文件堆积如山。他静下心来，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不放过任何一份报告、一张批示、甚至一个 footnote。他的目光锐利，大脑飞速运转，试图从这些故纸堆中，还原当年的决策场景，找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或争议点。窗外天色渐暗，他办公室的灯，却一直亮着。 第220章：关键材料（中） 迷雾中的线索 核心情节： 唐建科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艰难搜寻，发现了某些项目决策过程中存在的模糊点和可能的操作空间，但尚未找到能直接证明李卫国清白的决定性证据。 主要出场人物： 唐建科、档案馆科长老周、顾伟民（少量互动）。 详细内容： 连续几天，只要没有必须参加的会议和紧急公务，唐建科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埋首于档案之中。他查阅档案的理由冠冕堂皇——“熟悉情况，确保工作连续稳定”，加上他行事低调，并未引起太多注意，至少在明面上如此。 这些陈年档案记载着清源市发展的足迹，也隐藏着无数复杂的博弈和妥协。唐建科发现，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在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承包商选择等环节，确实存在一些程序上的简化或模糊处理。有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则隐约透露出人为操作的痕迹。例如，在某次协调会纪要的附件中，他发现一份关键的风险评估报告版本，与最终提交给市长办公会的版本存在细微但关键的差异，而李卫国的批示是基于后一个版本做出的。 这让他心跳加速，但仔细推敲，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工作可能存在不够严谨之处，或者有人在中层环节做了手脚，却无法直接证明李卫国本人知情或授意。对手既然敢发难，必然有更直接的“证据”或目标准备好了后手。 这天下午，唐建科再次来到档案馆的保密阅览室，查阅那些不能外借的手稿原件。老周科长亲自为他办理手续，陪他进入阅览室，将几本厚重的原始会议记录本放在他面前。 “唐秘书长，您要的九年前第三次城建专题会议的手写记录，都在这儿了。”老周说，“这些可是‘老古董’了，您查阅时请务必小心。” “谢谢周科长，我会注意的。”唐建科表示感谢。 老周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犹豫了一下，低声说：“秘书长，这几天……来查这些老档案的人，好像不止您一个。” 唐建科心中一动，抬起头：“哦还有谁” 老周摇摇头：“具体是谁我不便说，馆里有规定。只是觉得……有些巧合。您查的这些，好像都挺‘热门’的。”他话没说透，但提醒的意味已经很浓了。 唐建科立刻明白了。高建设那边的人，很可能也在查阅甚至“处理”这些档案，要么是寻找更多对李卫国不利的“证据”，要么是想提前抹去或混淆可能存在的对李卫国有利的线索。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也是与对手暗中角力的信息战。 “谢谢周科长提醒，我心里有数了。”唐建科沉声道。 老周点点头，默默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阅览室里只剩下唐建科和满室的书香（或者说陈纸味）。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时间紧迫感。他定了定神，开始逐页翻阅那本字迹各异、偶尔还有涂改的原始会议记录。眼睛因为长时间专注而酸涩，但他不敢有丝毫松懈。他知道，真相可能就隐藏在某一行潦草的字体、某一个被划掉又改写的人名、或者某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讨论记录之中。 第221章：关键材料（下） 一线微光 核心情节： 唐建科在几乎绝望之际，于一份不起眼的、关于某个早已被遗忘的配套工程项目的审计征求意见稿附件中，发现了一份可能扭转局面的关键文件痕迹。 主要出场人物： 唐建科、顾伟民。 详细内容： 又是一个深夜，唐建科仍在办公室挑灯夜战。连日的高强度阅档和精神压力，让他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他已经翻阅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调阅档案，找到的都是一些蛛丝马迹，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别提直接证明李卫国的清白了。一种无力感和隐约的绝望开始蔓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或许对手早已将关键证据销毁或隐匿了 就在他准备合上最后一份关于“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配套管网工程”的卷宗时，一份夹在众多技术图纸和预算报表中的、纸张已经泛黄的“审计征求意见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配套工程规模不大，在当时的大项目中很不起眼。 他习惯性地仔细翻阅这份征求意见稿。稿子是发给当时的分管领导李卫国和相关部门征求意见的，后面附有各部门的回复意见。在附件中，他发现了一页被钉在角落、几乎被忽略的“电话记录摘要”。记录显示，当时审计局某位副科长（记录人）曾就工程款支付中的一个疑点电话请示过李卫国。摘要纸上，清晰地手写记录着李卫国的回复原话： “……此事程序上存在瑕疵，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和招标文件执行，绝不能变通。请审计局依法依规核查，若发现问题，不论涉及谁，一律按相关规定处理，并及时向市委报告。我的意见是，宁可工程进度慢一点，也绝不能留下任何隐患。” 这段批示，清晰、严厉，且完全符合规定！与外界猜测的“默许违规”截然相反！ 唐建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微光。他立刻查找这份审计报告的最终定稿，却发现卷宗里没有！只有这份征求意见稿和简单的回复记录。他强压住激动，仔细查看那页电话记录，发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归档编号，暗示着应该有一份更完整的审计报告正本存在。 为什么正本不见了是当时就未正式成文还是后来被人为抽走了这份“电话记录摘要”为何会留在这里是疏忽，还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后手 无论如何，这份记录至关重要！它至少可以证明，在具体问题上，李卫国的态度是明确且合规的，这与“纵容违规”的指控完全相悖。 唐建科小心翼翼地将这份珍贵的“电话记录摘要”连同征求意见稿一起拍照留存（不带走原件，以免打草惊蛇）。他需要找到那份缺失的审计报告正本，或者找到当年的知情人，来印证这份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他看了看窗外漆黑的夜空，知道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如何在不惊动对手的情况下，顺藤摸瓜，找到更多证据 第222章：深挖不止 顺藤摸瓜 核心情节： 唐建科根据发现的线索，开始秘密寻找当年的审计报告正本和可能的知情人，过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主要出场人物： 唐建科、顾伟民（协助外围调查）、可能的知情人（如已退休的审计局老干部，可通过电话联系侧面了解）。 详细内容： 得到关键线索后，唐建科没有贸然行动。他深知，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使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第二天，他先是若无其事地继续“按计划”查阅其他档案，迷惑可能存在的监视目光。同时，他秘密安排顾伟民进行外围调查。他交给小顾一个谨慎的任务： “小顾，你找个由头，比如就说我们需要统计一下近年来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要几个典型案例。去审计局办公室，侧面了解一下，大概八九年前，他们对老工业区搬迁的一些配套小项目，比如管网工程之类的，有没有过比较重要的审计项目特别是最终报告是否都完整归档了注意，只是常规了解，不要聚焦某个具体项目，更不要提李市长。” 顾伟民心领神会，点头道：“秘书长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下午，顾伟民带回消息：审计局办公室的人表示时间久远，需要查一下档案目录，但初步印象中，那个时期的审计项目很多，一些小项目的档案可能存在归档不全或移交档案馆时遗漏的情况。他们也提到，当时经办的一些老同志已经退休了。 这条信息印证了唐建科的猜测——档案可能存在“不完整”的情况。 另一方面，唐建科利用周末时间，通过一些可靠的私人关系，辗转联系到了一位当时在审计局工作、现已退休在家的老干部。电话里，唐建科没有直接询问具体项目，而是以请教前辈、了解当年审计工作的普遍流程和严谨性为话题旁敲侧击。 老同志比较健谈，在回忆往昔时提到：“……那时候虽然条件苦，但大家对程序还是很较真的。像那种领导有明确电话批示的，我们一般都会形成书面记录，要么作为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分，要么就会在正式报告里引用或说明……不过啊，也有些时候，如果问题比较敏感，或者上面有……嗯，一些考虑，最后的报告可能会简化处理，甚至有些过程记录就不一定完全归档了……” 老同志的话比较含蓄，但给了唐建科重要提示：第一，李卫国那种明确的电话批示，按规定是应该留有正式记录的；第二，最终报告“简化处理”或过程记录未完全归档，可能存在“非技术原因”。 综合这些信息，唐建科基本可以判断：那份能证明李卫国清白的审计报告正本，很可能被人为“处理”掉了。他现在掌握的“电话记录摘要”复印件，就显得更加关键，但也更加孤立，需要更多佐证来增强其证明力。 接下来的几天，他一方面继续以工作的名义，在档案馆其他相关卷宗中寻找可能被忽略的、与配套工程审计相关的旁证材料（如相关的会议通知、签到表、甚至是一起被归档的无关文件背面的草稿等），另一方面，也在谨慎地思考，如何能够找到当年可能知晓内情、且尚未被对方控制的其他知情人。 调查陷入了僵局，但方向已经明确。唐建科像一名耐心的猎人，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小心翼翼地追踪着猎物的足迹，他知道，距离真相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也最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