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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有了到国外踢球的想法，美国也不可能是我的第一选择。大家不要误会，我喜欢美国。我喜欢它的自由：在这里可以安宁地抚育家庭，自由地工作挣钱，四处走动而无须担心自己的安全……在这里你可以放心追逐自己的梦想，不会有人——政府、商界精英等——碍你的事。在美国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巴西及其他很多国家，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末曾跟露丝去过洛杉矶，到好莱坞大道游玩。在那里，我为其繁荣和安宁而迷醉，而走在大街上不被球迷围追堵截也是我的心动之处。我将露丝拥在怀里，把她高高抱起，喊着：“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但是美国足球？它就像是个永远砸不开的核桃。跟我在巴西和欧洲遇到的球队相比，宇宙队更像是支业余球队。所以，尽管克莱夫说得天花乱坠，我却对其美国式的“缺什么都能花钱买到”的论调深感怀疑。美国已经有了世界顶级的4大职业体育联盟，把我带到美国怎么就能引起美国国民对足球的兴趣了？简直荒唐。
那时的我，同样低估了足球的魅力。
克莱夫·托伊锲而不舍地“追求”了我好几年，就跟发疯的猎人一样——仿佛我就是大白鲸，他就是亚哈船长。他甚至把宇宙队的球衣换成了黄绿两色——巴西国家队球衣使用的颜色，以为这样会有助于让我稍稍动心。不论我多少次礼貌地拒绝了他，不论我是多么直接地告诉他我不会离开巴西，他还是会再次出现——球队入驻的酒店里、球场的边线旁，随时都会有他的身影。而每一次相遇，他都像是第一次见到我一样。“我们在纽约成立了一支很棒的球队，”每次他都是这样开场，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真诚，“我们想让你到球队里来踢3年球。”
我总是报以微笑，但又不想让他会错了意，于是总是这样答复他：“谢谢。但我在巴西过得很好。1974年我就从桑托斯退役了，再不踢球了。”
我就是这么做的。可即便如此，克莱夫还是不放弃，我也是次次拒绝他，但我的脑中开始萌生一个念头——嗯，也许到纽约踢球也不算是个荒唐的主意。
说实话，令我改变心意的关键原因其实是1974年年末的资产评估事件。我身背几百万美元的外债，又决定了把钱还上，而踢球挣钱是最好的办法了。克莱夫给出的合同是到那时为止任何体育项目中最丰厚的。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些原因则跟足球毫无关系。
克莱夫在游说我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将足球带到美国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为皇家马德里踢球，你得到的是冠军，”他说道，“为纽约踢球，你赢得的是一个国家的心。”这个说法真的令我动心了，宇宙队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踢球，还有改变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国家的文化。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受益者不仅仅是美国。把美国拉进足球圈，其积极影响无法估量。美国有数百万富裕的球迷，有好莱坞，还是诸多世界级大公司的落脚地。在我为百事可乐等公司代言过程中，我曾目睹美国公司的资金所做的善事，如在贫困地区资助足球培训班、修建基础设施等等。在此期间，我也看到这些大公司对海外的新市场、新机遇的兴趣越来越大。很明显，这是一股巨大的推力。如果我们能让美国人都喜欢上足球，那么美国的公司就会闻风而动；这样一来，巴西及其他国家的无数足球运动员都会从中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知道，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就是我一辈子最自豪的成就。
到美国居住同样迎合了我的新兴趣——教育。我们的孩子年龄还小，正好是学英语的最佳时期，而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英语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妻子露丝也说，能到国外生活、探索一下桑托斯之外的世界很不错。此外我还想，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生活，我能学到很多做生意的秘诀。谁知道呢？也许我能学会怎么挣来数百万美元、又不在一夜之间失去它们吧。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希望生活变得更低调一点。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时，我曾在美国参加过很多比赛，有很多人认识我。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在堪萨斯城踢过球，我还获得了该城的荣誉市民称号。但在美国，跟在别的国家不同。在别的国家，总有人能在一百米开外认出我来，而在美国，甚至是一些足球圈里的人都会叫错我的名字，他们叫我“贝尔”。我不想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踢球，那样就跟我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了。所以，美国恰恰符合这个要求：既不是无人认识，又没有太狂热的球迷。何况，美国早已有了太多影视、体育明星；所以，到纽约寻求一丝平静和安宁其实是个不错的方法，因为那里的名人太多了……最近20年里跟我有相同选择的人想必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最后一个原因是：有时候生活中的某件小事或偶然遇见的某个人，都会左右我们的决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某个早上，克莱夫又来找我，一如既往地笑着，心情很好的样子。当时我已经从桑托斯俱乐部退役了，前一晚刚刚参加了为退役的比利时国家队队长保罗·凡·西姆斯特举行的慈善比赛。克莱夫自顾自地走进我的房间，又自顾自地开始他的游说，这时一些世界级的球星——巴西的里维利诺、葡萄牙的尤西比奥等人——陆续走进我的房间，跟我拥抱告别。
“来吧，贝利，就3年。”克莱夫恳求道。
到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没什么兴趣听他在说什么了。我记得当时是急着离开比利时回到巴西家里。我急匆匆地收拾着衣物，却一不小心把裤子撕开了一个口子。
我打电话给服务台，问有没有人能尽快把我的裤子缝好。他们就派了一个女服务员上来把裤子拿走了。克莱夫还在讲着，几分钟后，有人敲门。
还是那个服务员，她一手拿着缝好的裤子，一手拿着个照相机，脸上挂着泪水。
她走进屋里，颤抖着将照相机递给克莱夫。“先生，”她用低哑的声音对克莱夫说道，“你能为我和贝利拍张照片吗？”
那位服务员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她告诉我说，她丈夫买了前天晚上比赛的球票，很想第一次到现场去看足球比赛，但在两个星期前，他因心脏病去世了。所以，她的儿子就拿着球票，替父亲看了那场球赛。她想要张跟我的合影，送给儿子以作纪念。
她的故事才讲到一半，我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等她讲完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这是一个悲剧，我对他们母子二人深表同情。她的故事又令我想起了多年来身为球员时与那么多人建立的深厚情谊。那时我才刚刚退役数月，但我再次体会到了那种感觉：温暖、感人、实实在在。它令我想起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我突然间明白了，在名声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真正渴望的还是身为一名运动员最基本、最荣耀的事——与球迷之间的纽带。现在修复这个纽带还不算晚。
克莱夫为我和那个服务员拍了几张合影，然后她就道别离开了。我转向克莱夫说：
“好。我到宇宙队踢球。”
克莱夫就像一个在圣诞节收到礼物的孩子一样，眼睛唰的一下亮了起来：“真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
他又扭又跳地在屋子里转着圈子，高兴的劲头无法停止。他好像根本没想过我会答应，不知道如何是好。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些喜欢这个家伙了，就告诉他放轻松，把后续事宜做完。
他让我在酒店的一张信纸上签了字，其内容是我愿意到宇宙队效力。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之后还要正式讨论合同的事宜。签下这张纸只是个开始。多年之后，克莱夫还把这张纸裱起来挂在墙上——信笺的抬头是：“布鲁塞尔g.b.酒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一个巴西的穷孩子，被一个为美国足球俱乐部工作的英国人说服了，准备复出，而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个比利时服务员！这已经不是1958年世界杯时那个男孩眼里的世界了。突然之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似乎都有了联系——钱，人，在全球流动、组合。今天，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全球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字，但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决策和人际关系。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史蒂夫·罗斯和他的华纳传播公司打算不遗余力把一个巴西的足球明星弄到纽约的一个小球队里踢球，那么他们终会达到目的，无可阻挡。
现在回头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为了准备宣布我到来的新闻发布会，宇宙队租下了“21俱乐部”——曼哈顿区名人云集的豪华夜总会。到场的新闻界人士约有300人（还有很多好奇的看客），是这家夜总会可容纳人数的两倍，几乎跟宇宙队某些比赛上到现场看球的观众一样多。我迟到了一会儿，发布会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打起了群架，一位巴西摄影记者的眼镜被打坏了。警察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发布会。
怎么会这么乱？因为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那时的纽约，犯罪、管制层出不穷，吸毒现象随处可见；那时的时代广场通宵播放的都是色情电影，而不是现在的霓虹灯主题广场；那时人们都没有什么安全感，经济增长尚未治愈社会疾病，街头巷尾都是一片混乱。换句话说，那时的纽约跟巴西很像。我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
这些混乱还是其次，我的美国之行差点胎死腹中。从比利时酒店的一张协议到21俱乐部的发布会，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其中包括数不清的深夜商谈，大量南北美的洲际飞行，两地电传打字机通信的用纸加起来都有数英里长。华纳传播公司派来史蒂夫·罗斯的代表，我们有时会在里约的海滩上踢几个小时的足球，其间则商讨着合同的具体事宜。
即使如此也很难取得进展。半年过去了，合同还没签，甚至一度陷入僵局。钱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在制造舆论，说贝利出国踢球到底是好是坏。大家应该记得，此时的巴西仍是一个闭塞的国家，闭关锁国，害怕与外国有贸易或其他方面的接触。“全球化”是政府害怕而不是欢迎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与外界接触太多，巴西国民就会生出对民主和权利的诉求。巴西的军政府，跟所有独裁政府一样，设立了重重障碍以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些军人很可能会设法阻挠我去美国，更何况，他们还为我拒绝代表国家队出战1974年世界杯而耿耿于怀。虽然他们阻挠我离开的方式尚不明晰，但在那时的巴西，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能把我留在国内。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美国之行是否就此作罢。
这时亨利·基辛格出场了。这位德裔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内阁成员，也是一个超级足球迷。他少年时曾经踢过足球——作为守门员，对足球的热情从未消失。1973年，他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一己之力组织了一次桑托斯俱乐部和北美足球联赛的“巴尔的摩海湾队”的表演赛（碰巧比赛是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以方便他能到场看球）。那场比赛结束后，他到球员休息室找到我，就像个兴奋的小男孩。他对我说，只有足球明星能让美国人见识到足球的真正魅力。“贝利，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他用低沉而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我们想让你多到美国踢点比赛。人们会乐疯了的。即使足球没能流行起来，起码能让我看你踢球嘛。”
就在那一年夏季，基辛格博士安排我跟露丝到白宫短暂访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尼克松总统。有趣的是，我几乎已经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忘记了，最近碰巧有一段尼克松总统在办公室的录像向公众公开，而我就在里面！尼克松总统非常客气，说我是“全世界最棒的足球运动员”，还突然问我是不是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我轻声答道，“我只会说葡萄牙语。”
尼克松略显尴尬，于是我迅速补充道：
“其实都差不多。”
1975年年初，当基辛格博士听说宇宙队正跟我商谈签约事宜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已经卸任了——他因“水门事件”而引咎辞职。基辛格博士决定尽一切努力让我到美国踢球。他给时任巴西总统的埃内斯托·盖泽尔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能到美国踢球，那将是对美巴两国关系的巨大推动。那可是在冷战时期，那可是亨利·基辛格，大家想必能够想象这封信的力度。于是巴西政府对我赴美一事的反对声瞬间消失了。接着我们又在薪水方面达成了一致——7年时间，每年1百万美元。协议还包括各种推广和营销事宜。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宇宙队聘请马泽伊教授为助理教练兼健康顾问。最后，我终于站在了21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马泽伊教授则充当我的翻译。
“把消息散布出去吧，”我说道，“足球终于来到美国了。”
听起来挺不错，但还有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会有人来看我们踢球吗？
10
刚开始时，我都不敢肯定自己会去看这样的比赛！
跟宇宙队合练的第一天，雨下得很大，司机找不到训练场地——位于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小体育场。所以我迟到了1个小时。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最不想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我比其他球员享有特权。所以，我向教练布拉德利真诚道歉。他说没关系，甚至还慷慨地免了我25美元的迟到罚款。
我将队友们集合在一起，用蹩脚的英语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事先我在马泽伊教授的指点下练习过，他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发音。今天早上我还对着镜子练了几遍。
“很荣幸能到这里，”我说道，“我一直都很重视团队配合，以后也是这样。所以，别指望让我一个人赢下比赛，我们得共同努力。”
队友们都点了点头，随后陆续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微笑着和蔼地欢迎我的到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我的一个新队友名叫吉尔·马德莱苏，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场球员，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道：“我曾梦想过跟你握握手。但是跟你一起踢球，这是个奇迹啊！”
我感到受宠若惊。但这种追星的态度在球场上是要不得的，我对队友们说，我们的队伍不能是10个人加1个贝利。足球不是这样子的。我更加担心了。
第一次跟队友们合练时，球队的水平之低再次令我惊讶。到那时为止我已经8个月没踢过比赛了，我知道自己的状态有些下滑。可在我练习的时候，队员们纷纷露出惊诧的样子。“宇宙队的队员们就像是一群跟巴比·鲁斯打棒球的小屁孩一样。”一个记者如此写道。我加入宇宙队时，1975年的赛季已经过半，而球队的战绩是3胜6负。队员们的态度都是好的，但水平亟待提高。在第一次练习时，我们分队对抗，我接到一个半高球，于是就倒勾射门打进一个球。
这种动作我在巴西已经做过一千次了，但宇宙队的守门员库尔特·凯肯德尔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一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一直在问。而两边球队的球员纷纷为我欢呼，拍着我的后背表示赞叹。
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赛季已经过半，6月15日就有一场跟“达拉斯飓风队”的比赛。比赛的场地是“唐宁球场”，亦即兰德尔岛上宇宙队作为主场的那个又小又破的球场。比赛将全国直播，这在宇宙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开球之前，一组球队官员仔细地将球场检查了一遍，确保它能够应对这个大场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人会看电视直播或到现场来看球，因为当年宇宙队的每场平均上座率还不足9000人。
走进球场时，我高兴地看到竟然有2.1万人到场看球，这已经是唐宁球场的最大容量了。“贝利！贝利！”观众们高呼着。而比赛的初期，似乎令观众们失望了，飓风队先打进了2个球。每次我拿球的时候，对方总会上来3到4个人对我进行封堵。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我就传给摩尔德查伊·斯皮格勒——参加过1970年世界杯的以色列前锋——一个球，他将比分改写为2:1。9分钟之后，斯皮格勒给我传了一个高球，我跳起来——虽然不如我巅峰时期跳得那么高，但也是当天的最好状态了——将球顶入球门的左上角。“贝利！贝利！”观众的欢呼声更大了，那一刻，我甚至感觉就像回到了桑托斯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
比赛的最终比分是2:2。这种平局并不是美国观众喜闻乐见的，但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
事实上，当天的大问题只有一个。赛后洗过澡之后，我找到拉斐尔·德拉·谢拉——宇宙队的古巴裔副总裁。说实话，我有点心慌。
“很抱歉，”我对他说道，“我想这恐怕是我在宇宙队的第一场球，也是最后一场球了。我不能再踢了。”
德拉·谢拉张大嘴看着我问：“为什么？”
洗澡的时候，我发现脚上长了一层绿色的皮癣，不管我怎么搓，打多少肥皂，都洗不掉。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里的设施太差了，会给我的健康造成永久的伤害。脚要是废了，足球运动员就没法活了。
就在我做解释的时候，德拉·谢拉拧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很快就笑了起来。他耐心地等我说完，然后跟我解释说，赛前唐宁球场的状况很差，所以球队的官员们就往草坪上喷了绿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其斑驳的样子，让他们觉得宇宙队是在一个美丽葱翠的球场上踢球。
“那不是皮癣，贝利，”他笑得浑身发抖，“是绿漆啊。”
11
我代表宇宙队参加的第一场比赛，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轻松创下了美国足球电视观众的人数纪录，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场世界杯或俱乐部比赛。但是电视直播并不顺利——宇宙队打进第一个进球时，电视台正在插播广告，所以观众们都没看到进球的情况；第二个球是我进的，又因为电视台在回放刚才的镜头，导致观众们又没看到进球的情况。很明显，与大多数节奏并不紧凑、时断时续的“美国”运动项目相比，足球的连续性和高密度节奏是大家需要逐步适应的，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言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此次比赛还是好评如潮。一家报纸写道：“除去重量级全网夺冠赛之外，纽约的体育比赛还从未受到过全世界如此多的关注。”一夜之间，宇宙队就变得全世界人尽皆知了。美国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霍华德·科赛尔等人纷纷论及这次比赛，都说足球终于来到了美国。达拉斯飓风队的老板拉马尔·亨特是在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一个旅店里收看的这场比赛，他后来回忆说：“我一边看比赛一边想：‘嗯，我们做到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坚守是值得的。’”
的确，这次足球热潮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甚至连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这样的野心家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过后，宇宙队又到许多被视为足球荒漠的城市，如洛杉矶、西雅图、温哥华，和发展中的市场，如波士顿、华盛顿等地方参加比赛，不论是在哪里，其比赛的上座率都会创下纪录。在波士顿，我进了一个球之后，人们都拥上来庆祝，有人企图把我的鞋脱下来作为纪念，差点把我的脚扭伤。在华盛顿，有3.5万人到场观看了比赛，创下了北美足球联赛的观众数量纪录。（几天后这里举行了另一场比赛，没有宇宙队参加，其上座人数只有2100人。）甚至在洛杉矶也是如此，比赛是在艾尔卡米诺专科学校的小球场上进行的，可容纳1.2万人的球场上座无虚席。每到一处，人们都很友好，很热情，对足球的了解也令人惊讶，好像美国的足球迷在历尽寒冬之后终于盼来了足球的春风。
足球在美国的兴起恰好与其时代潮流相契合，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都已经长大。时任达拉斯飓风队总经理的迪克·博格说：“足球是一种反正统的体育运动，既不像nfl那样神化，又没有nba的特殊性。其球员的个人表现和不间断的比赛节奏都是别具一格的，这一点很吸引那些在60年代成长起来、反过越战、留过长发、喜欢过另类音乐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经济能力，足球恰恰吸引了他们的兴趣。”
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但我们的确是“恰逢其时”了。在学校里踢球的孩子们开始央求父母带他们去现场看比赛；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被证明是足球最了不起的进步——北美足球联赛的球迷中有一半是女性。《体育画报》撰文说：“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绝对想象不到，在数周时间里，贝利就跟乔·纳玛什一样有名了。”乔·纳玛什是“纽约喷气机队”的四分卫，他从事的是另一种“足球”。
我认为自己一半的责任是作为球员在球场上踢球，其余部分则是在场下充当足球专家和形象大使。就在我到达美国的最初几周时间里，我杜撰了一个词组，却没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生命力。美国记者总是问我关于“soccer”的问题，这个词听起来很怪，因为我一直都叫它“football”，为了区分我所从事的足球和美式足球（我觉得美式足球枯燥无趣、粗野，而且停顿太多、太不流畅），我就说我从事的是一种“jogobonito”——“美丽的运动”。没想到这个词组就这么定了下来，从那时起就被用来描述足球运动了。
那段时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仍跟10年前力量一样大、跑得一样快吗？不可能。我们的球队战无不胜吗？也不是。但我总会有种新的感受，一种从1958年瑞典世界杯之后就从未感觉到的成就感。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那感觉就像是收复了一座城池、插上了足球的大旗。
从巴西的期望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再加上我比年轻时更加成熟自信了，所以，我从足球中发现了新的乐趣。我跟队友们打趣厮闹，并且乐意去感受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次在西雅图，我们下榻在一个酒店里，我的房间恰好是在海湾上面3层楼的位置。酒店经理借给我一套钓竿，一桶用作鱼饵的鲑鱼肉片，一会儿我就钓上一条小双髻鲨。我把它钓到阳台上，队友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这鲨鱼怎么办？一个队友跑到房间里拿来一根桌子腿，一棍子打在了鲨鱼的头上。这跟在巴西家里可大不一样，要是在巴鲁河里钓出一条鲨鱼，能让全镇的人逃个精光！
我们都认真对待比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推广足球运动，让足球在美国生根发芽。所以，北美足球联赛里的人都很友好，即使对手也是如此；而这一点在稍微发达点的联赛里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球场里使用的尼龙草皮尤其反感。现在的人造草皮已与柔软苍翠的真草皮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人造草皮其实就是混凝土表面铺着一层绿色的尼龙地毯。此前我极少接触这种场地，而在上面踢球就像是在煎锅上一样。“西雅图海湾人队”的几个队员告诉我，如果换上网球鞋，脚就好受多了，但我没有网球鞋，于是他们其中一个就好心地借给我一双。我感觉既高兴又惊诧——这要是在巴西或在别的刀来剑往的联赛里，对手借给你的鞋子里一定是藏了图钉的啊。（我也许有些夸张了，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种和睦的友情，以及在一起的训练和比赛，都拉近了我们的关系。1975年赛季结束，宇宙队的成绩并不好，也没能打入季后赛。我们还需要努力，但我们感觉已经打好了地基。而说到休赛期，也是非常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