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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明星赛之前，一支庞大的军乐队走进马拉卡纳球场，开始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我不禁纳闷，也许所有这些礼节并不是臆造出来的，是真真切切的。但当比赛结束，我被带到私人场合去觐见女王时，我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伊丽莎白女王脸上挂着微笑走进屋里，气氛也很随意。“贝利先生，”她热情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那时我的英语还是很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蹦出几个词来：“多谢您，陛下。”我答道。
周围的人都咯咯笑起来，一副被逗乐的样子，连巴西外交部的那个家伙也是这样。此后我们的交流就依赖翻译帮忙了，但整个交谈都很轻松、很愉快。我对她说自己是多么喜欢在英国的日子，她则对我说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我的球迷。甚至女王本人都是个足球迷，这一点远超我的预料。她说对英格兰队感到骄傲，又对巴西未能夺得1966年世界杯感到遗憾。觐见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魅力所倾倒，还感觉我们仿佛已经相识多年。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人教我如何跟别人说话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不管在哪里，人跟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原本没有隔阂的地方修建屏障。
其实，当天的觐见中，唯一坏了规矩的人是一个英国代表团的人，也许是个外交官吧，他朝我倾过身子，从嘴角用蹩脚的葡萄牙语悄声问道：
“那么，贝利……你是真的不踢1970年的世界杯了？”
外面的世界可不在礼宾官员的控制范围，而那里发生的事就疯狂多了。上世纪6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而全世界的球迷都热切希望一睹我们随性、无畏、即兴的足球风格。所以我们经常参加巡回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很多乐趣。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将我们称作“花式足球表演队”。其实，足球本身带来的兴奋和热情已经足够，但当时的世界就像是个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而由此带来的狂乱常常把我们包围——激动、奉承，有时则是恐怖，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天上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飞机跑道上挤满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球迷，我们只好在飞机里等了4个小时，待警察疏散人群之后才下机。有一次我们去埃及，中途在黎巴嫩的贝鲁特短暂停留，其间大量球迷拥进机场，声称要绑架我，除非我们答应跟黎巴嫩的一支球队踢一场球。（在黎巴嫩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并如期赶到了开罗。）在意大利米兰，数千名球迷得知我要出门购物，他们就赶来找我要签名。我藏在一个石柱子后面，等着球队的汽车来接我。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我飞一般地冲进了车里——恐怕在球场上我都没跑那么快！
甚至在球场上，我得到的“保护”也不够。1962年我们参加了“解放者杯”的决赛，这是拉丁美洲的锦标赛，此前桑托斯俱乐部从未得过冠军。我们的对手是佩纳罗尔俱乐部，这是乌拉圭的一家著名俱乐部，能跟这样的球队交手，我们异常激动。在经过主客场系列赛打平之后，我们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决一胜负。最终我们以3:0战胜对手，其中2个球是我打进的。比赛一结束，观众们就蜂拥进球场，为了搜寻纪念品，他们几乎把我身上的每一块布都拿走了！第二天，巴西一家报纸的头条标题是这样的：《黑人球王的脱衣舞》。
听起来也许很令人诧异，但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恐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混乱无序只是那些年的乡土风情，就像下雨、刮风、起雾一样；而球迷每一次感情的迸发都书写着桑托斯俱乐部的传奇。我们的球队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济托、佩佩、科蒂尼奥……在1958到1973年间，桑托斯俱乐部赢得了两次解放者杯，六次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十次圣保罗州联赛冠军。鉴于我们的成功和天赋，想一睹我们风采的要求就应接不暇了。每年年初，我们都会到拉丁美洲国家踢球，比如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比巴西富得多，肯出大价钱。而6月到8月是桑托斯俱乐部挣钱最多的时候——那时是北半球的夏季，我们会去欧洲踢球，一次会参加20、25场，甚至30场比赛。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既有像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又有堪萨斯城、密苏里州、亚历山大市、埃及、都灵这样相对名气较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要到非洲的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踢一场比赛，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的公路两侧汇集了1.5万人。还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场与法国队的比赛，主办方让我乘坐一辆敞篷车经过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去球场。法国影星碧姬·芭杜也到了球场，她身穿法国国旗的颜色——红靴子、白色紧身短裤、蓝色紧身运动衫。全场观众立刻就不看我、不看比赛，目光全放到她身上了。法国队赢了。比赛后，碧姬·芭杜为获胜者颁奖，她将奖杯递给了法国队的队长，还赠上香吻一枚——他顿时神魂颠倒，后来报纸上报道说他连奖杯都忘了拿！碧姬·芭杜也吻了我一下，我本想拒绝，但又一想，露丝不会在意看到巴西报纸的体育版上铺天盖地刊登的这张照片。
球迷的热情既令人欢喜，又让人忧愁。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墨西哥城到纽约，在飞机上，我倚在座位上睡着了。这也是我的绝技之一：闭上眼就能睡过去，哪怕天塌了都不管。在我睡过去的时候，乘客们纷纷走到飞机前面来找球员们索要签名。（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飞机上自由走动不会像现在一样引起恐慌。）因为我睡着了，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在飞机准备在纽约下降时，我恍惚听到一阵唱歌声。乘客们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小夜曲：“despierta，pelé，despiertaaaaaa！”——醒来啊，贝利！醒来啊，贝利！我被惊醒了，从睡梦中慢慢回过神来。我睁开眼睛，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奥兰多·杜阿尔特。又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对奥兰多说道，“我还以为我死了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飞机着陆后，我给每个人都签了名。
我往往是在比赛中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因为我知道，我是人们来看球的主要目的。在桑托斯俱乐部参加的比赛中，有我出场的比赛收费10万美元，我不出场的比赛收费3万美元。我很感激球迷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看我踢球上面。1959年我打进了127个进球，1961年110个，这些数字在当时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来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比赛，我还常常迎合球队和主办方的要求，而他们的要求有时非常古怪。在有几场比赛中，尤其是在那些很少见到黑人的国家，组织者会要求我或者科蒂尼奥戴上白色袖标，因为球迷分不清我们谁是谁。我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环境下，这种要求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当时我并不在意。
有时候即便一些小“灾难”也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1968年7月，我们在哥伦比亚参加一场比赛，这时我跟队友们与裁判——吉列尔摩·“查托”·维拉斯克斯——发生了争执，因为他判定我们一个进球无效。我的队友利玛上去抗议他的判定，而裁判是个大块头——他以前是个拳击手，他被利玛惹恼了，就把他罚下了场。我气坏了，走上前继续跟他理论，结果他又把我罚下了场。
这个判罚是我活该。但在我走下球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球迷全疯了。他们从看台上把垫子、纸、垃圾朝着球场和裁判扔去，还互相投掷物品。“贝利！贝利！”他们高呼着。而警察则从露天看台上出来保护着裁判。
我跑到看台下的更衣室里，但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跺脚声、鞭炮声、嘶吼声……好像外面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
我刚脱下球鞋，桑托斯俱乐部的主任就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
“快，回去比赛。”他说道。
“什么？”我答道，一头雾水，“你疯了吗？我被罚下了啊。”
“不，不，”他摇头说道，“那个裁判被赶出比赛了，你还得上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主任是不会骗我的。看到全场观众造反的样子，主办方觉得，为避免发生大规模骚乱，让我返回球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把鞋穿回去，又跑到了球场上。我们继续比赛，而裁判查托却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听起来好玩，但是很不对。查托是场上的裁判，他把我判罚下场。他的判罚应该受到尊重。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会觉得很不好受。幸运的是，很久之后，我有机会弥补这件事了。我们先是在巴西的一个酒店里偶然相遇，我们拥抱了一下，交换了联系方式；在我的足球生涯行将结束，我在纽约踢球时，我送给了他和家人几张球票。最后，在迈阿密，在我的一场告别赛上，有些记者建议我们把那件旧事重演一遍。于是，查托再次掏出红牌把我罚下场，而我则从他手里夺过红牌，继续踢球——就像当初在哥伦比亚一样。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查托更是如此。还有什么事能比长久的怨恨变作友谊更好呢？这是足球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能快乐地离开。
这种生活虽然乐趣很多，但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而人们也总是在一遍遍提醒着我：
“你不怀念为国家队踢球的时光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们对你身穿国家队球衣的最后记忆吗？”球迷、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们、大街上的巴西民众、记者、别的球员……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对此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回答。当然，我会说我曾踢过3届世界杯，我在这些世界杯比赛中都受了伤，我没受到裁判的保护，诸如此类。但每次我说出这些话，它们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些话不像是贝利该说的。
几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乐部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总监：胡里奥·马泽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国上学，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负责俱乐部所有的球员备赛的问题。除了训练，他还充当我们的顾问，他教我们在酒店、机场以及到外地比赛时如何行为得当。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桥梁，帮助我们从业余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转变，他帮助我们这帮大孩子变成了男子汉。这么多年来，马泽伊教授是我寻求稳定和远见的源泉，他是唯一一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乱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欢马泽伊教授的一点是，他跟我谈话的方式独一无二。他从不逼我，还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诚，总是帮我纠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时间，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场上训练，他就对我说：
“啊，贝利，很不错嘛。你准备为巴西赢第3个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几句。
“1970年就要来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吗？”他笑着，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
“他们支持我退役！”我反驳道，“我的回答还是不，教授！”
他就会扬扬手，假装很失望，然后走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变得顽固了。我已经在镁光灯下生活了将近10年，在球场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我从伤痛中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多说“不”，少说“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说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变主意了。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吗？不，但它保护了我，它给了我一些宁静。
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想为国家队踢球的。但我同样认为，在我回归国家队之前，尚需一些改变。
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夺冠之路无疑是个神奇之旅。一个少年奇才达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巅峰——我的这个形象一直流传了很久。从那时起，我给人的印象就一直是个热爱足球、热爱射门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几年有了一种说法，鉴于我的天赋，有人说我在球场上很不合群，对别人很冷淡。比如说，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说，看到我受伤下场的样子，更加让人相信贝利“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一个内向、孤独的人，他不堪承受名声带来的压力，就把自己关在壳里”。
这种把我描述成孤独的巨星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记者们捏造出来引发争议、提高报纸销量的。再比如说，有的记者推测说，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据大多是说我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尔莎·苏亚雷斯。
事实的真相其实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伤了腹股沟，所以我竭力尽快好起来重回赛场。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智利的时候，我半裸着身子坐在球员餐桌旁，这时艾尔莎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漂亮极了，性感，自信，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球员更衣室里来的，带着惊讶，我抓过一条浴巾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跟她轻松地交谈着。这时加林查走了进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尔莎走后，加林查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啊，贝利，”他安静地说道，“艾尔莎太酷了。”
“对啊。”我答道。
“她太不寻常了。哇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唉，要是……”加林查欲说还休，“嗯，太可惜了，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已经结婚这件事并未阻挡住加林查对艾尔莎的迷恋。就在这次世界杯期间，他们开始约会；而加林查也在这次世界杯上有了最非凡的表现：在我受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领巴西队夺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最后，加林查跟妻子离了婚，跟艾尔莎结合了。于是外界就有传言，说他是从我身边“抢走”了艾尔莎，所以我对他怀恨在心。这都是胡说八道。
现实中，我是很喜欢加林查的。我喜欢他乐观的性情，即便是获得了2届世界杯冠军，他还是那个在球队大巴车里跑来跑去往别人脸上洒冰水把人叫醒的家伙。当初在瑞典世界杯上我昏了过去，他是第一个跑来帮助我的人，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们同样因为低贱的出身而被人看不起，1958年国家队试训时，我们俩是被队医严苛审查的乡下孩子。1962年我受伤之后，加林查一直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返回赛场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吧？”他总是如此好心地说。他还说，如果队医们没办法了，他就让他们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保格朗德镇，那里有个神婆，一定会把我的伤治好。
我跟加林查相处得很好，跟其他队员相处得也很好。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意识到，“相处得好”还不足够。我平易近人，努力踢球，在球场上不遗余力；但我人生的第一篇章，那个只需要尽力进球、不需要有更多责任的角色，很明显已经到了尾声。
我从心底感觉到，我需要成长。毕竟，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初次踏上世界杯球场的男孩，也不是1962年参加智利世界杯的21岁青年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到1970年世界杯时，我就29岁了，比在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这支年轻球队夺冠的、成熟稳健的迪迪只小1岁。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你突然发现应该为别人活着，而非仅仅为自己而活。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球场上的什么事令我顿悟了。导致我心态转变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到来——1967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凯丽·克里斯蒂娜出生了。看着她渐渐长大，变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我看待他人——包括我的队友们——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我渴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感觉，我想，如果埃德森能做到，那么贝利也能做到。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世界已再次进入飞速发展变化的时期。1958年我们去瑞典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每个看到巴西队的人都心生惊讶，那时的世界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球队几乎一无所知。电视机是稀罕物，我们踢球的录像极少，无法供对手研究我们的强项和弱点。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60年代依然如此。实际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精彩的进球都未能呈现在电影或电视中。1961年在马拉卡纳球场上，我为桑托斯俱乐部打入了一记goldeplaca——经典入球；当时没有录像设备，而球队的官员们很想以某种形式纪念这个进球，他们就在球场外放了一个展示板，向人们展示我是如何晃过几个防守队员射门得分的。尽管如此，只有当天在现场看球的球迷才能对那个进球有个直观的印象。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对我们的运营和备赛都有影响，还决定着我们球队的风格。没有实况录像的记录，我们更像是一群有才华的个体，而非一支真正的球队。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战术，只凭感觉在球场上快乐地踢球。这是巴西队尤其擅长的，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瑞典世界杯过去还不到10年，电视的普及已经拉下世界上所有神秘的面纱，足球当然也不例外。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已经看到其影响了：别的球队都有针对性地研究我们，制定复杂精密的战术。现在，只把一群有天赋的球员集合起来再鼓鼓劲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战术、团队配合，以及球队领袖。
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1966年的失利。在与苏格兰踢平、受到教练的训斥之后，我跟加林查只是忍气吞声地离开——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已是举足轻重的球队核心了，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与之类似，在与匈牙利那场比赛中，当管理层不让我上场的时候，我不该逆来顺受地接受我的命运。
也许，为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在英格兰世界杯上的失利也是有必要的；也许，对我而言，暂时远离国家队一段时间也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桑托斯俱乐部的成绩不错，而我是队里的最佳射手，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我可以重回国家队踢球，同时又不会影响到俱乐部的利益。此外，在国际赛场上，在1966年世界杯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如：比赛过程中若有球员受伤——就像当初我的情况那样——可以换人；而1970年世界杯上还首次出现了红黄牌，以控制比赛中的粗野动作。
在经过仔细考虑，又与马泽伊教授、妻子露丝、父母亲等人交谈之后，我给国家队的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回去。他们说愿意。当时我就对他们许下诺言——从此刻起，我不仅要做一个得分手，还要成为球队的领袖。
1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969年之初，距离我们出发去参加墨西哥世界杯还有1年多时间，国家队的管理层做了一件令我们颇为惊讶的事：他们请来了若昂·萨尔达尼亚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萨尔达尼亚是一位著名记者，1966年世界杯时，在批评国家队混乱而妄自尊大的人中，他是声音最大的一个。他魅力非凡、擅长辞令、自信满满。以前的巴西主教练不会特意指定某个或某些球员，唯恐会冒犯到其他的球员；但萨尔达尼亚不是这样，他刚上任就宣称要选出几个核心球员并仰仗他们。
“我的球队是由11只野兽组成的，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萨尔达尼亚对新闻界的老同事们说道，“他们会跟我同进退、共生死；不成功，便成仁！”
就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萨尔达尼亚的野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组合方式看上去的确挺好，萨尔达尼亚并没有跟以往一样组建一支巴西全明星队，而是把几支俱乐部的核心球员集合到了一起，让这些早已相互熟悉的球员一起踢球。此举解决了以往国家队中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这支国家队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桑托斯和博塔弗戈这两个巴西当时最好的俱乐部。我们赢下了1969年几乎所有的比赛，预选赛中一场未输——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事。
可惜的是，萨尔达尼亚也有黑暗的一面。初识时的自信变成了危险、古怪的自大心理；他情绪很不稳定，酗酒的恶习也是人尽皆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曾说他“直率、急躁、好斗，不切实际”。对那些胆敢批评他执教事宜的人，不论是媒体还是球迷，他都是加以斥责。有一次他被一个里约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批评得火冒三丈，拿着枪就追过去了，还好最后没有人受伤。
这些影响开始在球场上显现出来。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在一场友谊赛中以1:2输给了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父亲1942年曾试训的那个俱乐部。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对阵阿根廷时，我们又以0:2输了。在此期间，萨尔达尼亚去了墨西哥和欧洲，侦察我们未来对手的情况。刚一回来他就开始随意将现有球员调出国家队，并引入新人，拆散了原先球队的核心，而从总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这支球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我决定不再犯1966年同样的错误，我不愿再做那个逆来顺受的超级球星。上次我曾经得到过教训，这次我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先是想跟萨尔达尼亚直接谈谈，但他根本不愿跟我坐下来谈话。所以，迫不得已，我向媒体表达了我的看法。“现在就大换血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说道，“我不认为现在是引进新球员的最佳时机。”
现在想起来，萨尔达尼亚没拿枪追杀我真是万幸；但他的反应跟杀我也差不多了。他对媒体说，现在是时候给巴西年轻一代球员表现的机会了；在与阿根廷的一场比赛之前，他未把我放进首发名单，说是出于纪律方面的原因；另一场跟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说考虑把我调出国家队，说我的近视眼不利于夜晚比赛。
这个关于近视眼的说辞实在是太可笑了。是的，我的确近视，这在我15岁进桑托斯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就体检出来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踢球，事实上，近视甚至令我如虎添翼呢。在我最辉煌的那些年里，有些记者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因为近视，所以我看到的球场要比正常球员眼中的球场宽阔很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近视绝不是我踢球的不利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萨尔达尼亚想干什么，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就在与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被解雇了。我留在了首发名单中，并且打进了巴西队5个进球中的2个。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被巴西国家队解雇之后，萨尔达尼亚又回到了新闻行业，而有了不需负责任的发言权，他开始猛烈抨击我们。他说格尔森——我们的明星级中场球员——患有心理疾病，说替补守门员里奥一直很苦恼，因为他的胳膊太短了。而我，在“近视”这个话题上他没法再做文章，就说我的身材胖得不像样；而这又被证实是假话。于是他又转移了目标——在某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他说，真正悲哀的事实是贝利得了严重的疾病，但他无权说出真相。
当时我在家里看了这期节目。听起来不像是真的，我的感觉很好，但萨尔达尼亚说得太郑重其事，我禁不住开始纳闷——是不是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球队的官员是不是出于怜悯或是不愿我从1970年世界杯上分心而故意瞒着我？毕竟这支球队的管理层曾有过类似的“恶行”：他们拆过球员的信件、禁止我们质疑他们的决定……当时的巴西，球员有时只是被当成一种财产，所以，这些猜想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越是纠结，就越是相信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如癌症之类。整晚我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我找到技术委员会和队医，要求他们对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病了？他们回答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萨尔达尼亚为了在公众面前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亲眼查看了过去和现在的体检报告，然后才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怒气也消失了。萨尔达尼亚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也许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为1970年的巴西国家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帮助巴西足球重拾自信，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大家的称赞。最后，他死在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上——1990年他在意大利参加世界杯期间去世，身份是：记者。
11
新的主教练不仅在风度举止上跟萨尔达尼亚不同，他还是我的前队友和好朋友——马里奥·扎加洛。他是1958年和1962年巴西两次夺冠时国家队的核心球员。1950年世界杯决赛时，扎加洛也在马拉卡纳球场上，那时他还是一名18岁的士兵，来参加赛前的表演仪式。他观看了那场比赛，也暗自发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从乌拉圭手中夺回奖杯。
扎加洛担任巴西主帅时只有39岁，只比球队里的老球员大6岁，但他很快就树立起了战术大师、不玩阴谋诡计的形象。他赢得了球员们的尊重，一是因为他两获世界杯的光辉历史，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威慑力——扎加洛在巴西东北部长大，从小就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从而锻造出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和坚强。说实话，他是我见过的最镇定的人。
我找到扎加洛，对他保证说我不会惹麻烦——萨尔达尼亚只是个特殊情况，那种事不会再有了。
“如果你不愿派我上场，我能理解。”我对他说道，“我不会反对，我保证。但请直接告诉我，别玩花样。”
扎加洛笑了。“贝利，”他说道，用巨大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我不是傻瓜。你会上场的，相信我。”
扎加洛颇为自信地保留了萨尔达尼亚的班底，只做了细微调整。他的英明决策之一就是将埃杜阿多·冈卡尔维斯·德·安德拉德——外号“托斯唐”或“小硬币”——招入了国家队。托斯唐是巴西队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有活力的球员，他15岁就踢上了巴西甲级联赛，他少年成名，又跟我一样踢的是攻击型前锋，所以被人称作“白贝利”。不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外，托斯唐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退役后当了医师。媒体对此有些议论，说同时将我和托斯唐放在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风格相似，位置重叠，但扎加洛用他的自信和智慧打消了这些顾虑。事实上，很多人后来都说，1970年那届国家队里，场上经常会同时有四五个“10号球员”。
这种安排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是一支只有进攻、没有防守的球队。但扎加洛认为，只要能让我们形成默契的配合，场上有多少才华出众的球员都不会有冲突。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曾目睹过这种理念的实施难度。扎加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帮助他制订决策；这种执教风格是与1966年那种唯我独尊、封民之口的独裁气氛截然不同的。我们球队开会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扎加洛只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他相信自己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就这样，慢慢地，一支真正的球队渐渐成型了。
12
就在我们准备去墨西哥时，政治再次干涉进我们的备赛事宜中来——其干涉方式也是前所未有。
此时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首领是奥米利奥·梅迪西，他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同时还是一个球迷。数年间他在军队一路爬升，同时也关注着巴西足球的起起落落。他在接受某家报纸采访时说，希望看到他最喜欢的球员——达里奥·何塞·多斯·桑托斯能代表国家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此举令我们大为惊讶。
达里奥又被称作“非凡的达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是巴西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但当时的国家队里进攻型球员已经人满为患，并且，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打造了互相熟悉又彼此信任的球队核心。所以，在这个时候，队伍里实在没有达里奥的位置了。
梅迪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因为他是达里奥的球迷，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巴西，还有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会增加我们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夺冠的压力。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巴西的军政府变得更加独裁、更镇压异己，他们对媒体进行审查，在大学等机构里清洗可疑的“危险分子”，数以千计的巴西人流亡国外。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ameooudeixeo”——“要么喜欢，要么离开。”更糟的是，军事独裁政府竟然开始拘捕普通百姓并对他们施以酷刑。197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就在我们忙着备战世界杯时，一位名叫迪尔玛·罗塞夫的大学女生被关进了巴西南部的一所监狱并受到酷刑折磨：她被倒挂在金属杆上遭受电击。
刚刚听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恶行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不应该发生在我们心爱的巴西。几年过后，智利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流血政变，还有，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这些惨剧向全世界展示了南美的独裁者是多么残忍。很快，国家队的教练和球员们就亲耳听到了类似的恐怖事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严重程度，但它们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了。队员们长时间地谈论当天的事态。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表达抗议？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们只是足球运动员，不是政客，我们不适合谈论政治。而扎加洛也听从了上面的要求，将达里奥招进了国家队。我们仍是保持沉默——暂时明哲保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