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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参加的历届世界杯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最疯狂的一届，也是最有趣的一届。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困难，如炎热的天气、高海拔的地理位置，还有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混乱。但那些喧嚣而有见识的墨西哥球迷喜欢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结果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墨西哥球迷的热情吧：小组赛中，墨西哥队以4:0击败了萨尔瓦多，赛后，数万墨西哥球迷冒着大雨拥上首都墨西哥城的街头。他们聚集在世界各国记者下榻的酒店门外，将主办方为本届世界杯制作的直径近4米的玻璃足球拆下来，欢呼尖叫着将其一路滚到了2英里之外的中央广场，然后在一片欢乐中将其变成碎片，分发给众人充当纪念品……
有些球队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有的比赛场地条件太过恶劣，比如说，比赛地之一的托卢卡市海拔高达2743米；再比如说，为了让欧洲的球迷看到直播，国际足联把有些比赛安排在中午的烈日下进行，而有的球员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高温天气，有些比赛中——比如德国和秘鲁的比赛——整场比赛球员们似乎只愿待在看台下那一点阴影里踢球。
这是1950年巴西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世界杯，欧洲人非常担心异域的病菌和危险因素。英国人从国内运来了瓶装水，还试图空运一些腌肉和香肠过来，还有自己的大巴车、小桌子等等。但他们未能如愿，墨西哥说害怕这些东西会带入口蹄疫病菌，就把所有英国运来的香肠在机场焚烧了，英国人只能吃墨西哥本国那辣死人的香肠。
巴西队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就在我们抵达后不久，墨西哥当局拘捕了9名嫌疑人，说他们要密谋绑架我。此后巴西队的管理层就要求我必须每晚换一个房间睡觉，球队的安保也升级了，甚至还为我指派了一名贴身保镖。这些事现在听起来挺吓人的，当时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我当时并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前面曾经说过，生在那个时代，就得学着去习惯那些混乱的情况。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跟以往一样，我每天都睡得很安心。
主教练扎加洛和球队的管理层尽力让我们处在一种舒适、安宁、远离纷扰的环境之下。巴西队是16支参赛队中最早抵达墨西哥的，我们在首场比赛前1个月就赶过来了。我们的小组赛是在高海拔的瓜达拉哈拉市举行，早来是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但我认为，球队主要是想让球员们更多地待在一个地方，避免再受到1966年世界杯期间那种狂欢节似的气氛影响。他们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一起训练、建立纽带。
到那时为止，球队的核心球员已经集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球场上，我甚至能提前预知到队友的跑位，反过来也是一样。到达墨西哥之后，我们的默契程度更高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比赛录像，感觉就像是兄弟一样。
一天晚上我给妻子露丝打电话，她对我说，全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为我们祈祷。于是我就想：如果能让队员们也成立一个祈祷小组是不是很好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亦即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卡洛斯·阿尔贝托。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球队管理层的安东尼奥·德·帕索，接着，托斯唐、皮亚扎，还有受人敬重的助理教练马里奥·亚美利哥也加入了我们。很快，包括球员在内的巴西代表团的40名成员都加了进来，我们每天晚饭后都一起祈祷。这件事并没有强制命令，但不论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自觉参加。
我们每天都要为祈祷找一个主题：疾病、越战、国内的政局、亲人的健康……但我们从未祈祷去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在比赛中受伤，我们祈祷上帝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祈祷他保佑家人的安康。
说实话，与1958年瑞典世界杯相比，1970年这届巴西国家队并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球员。国内认为我们能夺冠的人也不多，有些记者甚至认为我们连小组赛都不能出线。但是，看着大家每天祈祷，每天在一起生活，以我10多年职业生涯的眼光来看，这支队伍身上有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在训练中，在比赛中，我们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每个人才能的总和。我们踢得非常好，进而也渐渐意识到，我们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这是足球教会我的另一个道理，而在1970年世界杯之前我从未领会到。在墨西哥，在祈祷中，在训练中，在球队会议中，在吃饭、打闹中，在队员的兄弟情义中，我终于发现了一群球员真正融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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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好像过去的巴西足球曾经历过的恐怖和不安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要想夺冠，就得一个一个把它们消灭。
第一场比赛就是这样。
我们首场比赛的对手是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世界杯时，正是在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中我拉伤了肌肉，缺席了剩余的比赛。关于那场比赛，除了我的伤痛，我记得的还有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高尚的体育道德精神。在我受伤之后，因为当时的规则不允许换人，所以我就仍然待在场上；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本可以继续“攻击”我的伤腿或维持粗暴的防守策略，从而彻底把我“废掉”。这样做可以把我伤到不能上场，从而获得多一人的优势去赢下比赛。但这样同样可能会令我的腿伤长时间无法痊愈，甚至再也不能踢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们在剩下的时间里放弃了对我的逼抢。尤其是这三个球员——马索普斯特、波普卢哈尔、拉拉，在我接到传球之后，他们甚至会后退两步，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们在保证我没有威胁的前提下，让我安全地踢完了比赛。那场比赛最终以0:0收场。时至今日，我仍对捷克斯洛伐克球员的风度心存感激。
赌博公司将1970年这支捷克斯洛伐克队列为强队之一，而鉴于以往交手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不敢对其掉以轻心。但我们现在也有比赛录像可供研究了，而我赛前曾花大量时间观看欧洲球队的比赛录像。在录像中，以及在此前踢过的友谊赛中，我发现欧洲球队的守门员新学会了一种技术——当足球在对方半场时，他们习惯于站在大禁区前沿离自家球门很远的位置，似乎是充当后卫的角色。所以，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开始后，当我发现他们的守门员维克托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决定试一下自己的运气。
我持球向前跑动，刚刚过了球场中线，距离对方球门大概有60米的距离，这时我一脚将球高高踢起。这时我听到了看台上观众们的抱怨声：“贝利这是在干什么？”接着足球沿着抛物线向球门的右门柱飞去，而维克托大惊失色，转身向球门奔去。观众们这时才明白我这脚球的目的，他们的抱怨立刻变成了欢呼。
我还在球场上跑着，眼看着足球飞动、下落……却擦着门柱出了底线，没进。观众们发出失望的叹息声，接着又赞赏地鼓起了掌。而这时的维克托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似乎刚刚经历过车祸一样。
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进球，却有很多人说我那次射门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值得记忆的时刻。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有人在见到我时还会对我说，在我所有的比赛中，那是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唯一可惜的是球没进！
当时我的失望感并未驻留太久。上半场双方1:1打平。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格尔森就传给我一记长传球，我胸部停球，未等足球落地——在维克托还没明白过来之前——就凌空抽射将球踢进球网。
2:1。
当天下午捷克斯洛伐克踢得也很好，但我们的进攻火力太猛了。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明星前锋——随后又打入两球。最终比赛以巴西4:1获胜。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展示了作为一支球队的能力，我们摆脱了以往的种种错误踢法，并且用中场吊射这样的神来之笔向所有的对手证明：那支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又回来了。
“近视眼”那种说辞销声匿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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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两个世界杯冠军之间的宿敌之战——巴西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已经盼了4年，并极度渴望上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可能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难踢的比赛之一，但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墨西哥的球迷。
英格兰的主教练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战术大师，我对他非常钦佩，但他在1966年世界杯的夺冠之路上战胜阿根廷之后，曾说阿根廷的球员都是“野兽”，这句话惹怒了一部分人，拉丁美洲的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作对自己的侮辱，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在我们与英格兰比赛的前一天晚上，200多名墨西哥球迷聚集在英格兰队下榻的酒店外面，他们拿着鼓、平底锅、喇叭等“噪音制造器”，一直闹到凌晨3点，直到警察鸣枪示警才四散离去。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届疯狂的世界杯！
拉姆塞教练还放出话来，说英格兰不仅要从我们这个小组出线，还要重现1966年的辉煌，再夺世界杯。他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他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球队，其中包括博比·摩尔、博比·查尔顿等4年前那支夺冠球队的老队员。但在比赛那天，瓜达拉哈拉球场内的球迷似乎还在继续前一晚的“聚会”——我从未见过如此喧嚣的球迷。看台上几乎都是墨西哥人，虽说来现场看球的巴西人只有200来个，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巴西喝彩。我感觉就像是在主场作战。这简直太棒了。
我们同样得知，全世界都在观看本届世界杯。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电视机的普及速度太快了，1970年世界杯也是首次以彩色画面转播比赛。而记者们报道说，巴西与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可能是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仅在英国就有2900万人收看了比赛，几乎和观看人类首次登月的人数相当。
扎加洛教练一如既往保持着冷静和镇定。他在赛前对我们说，不要听信那些宣传，也不要被球迷所影响。“别以为跳跳舞就能轻松获胜，”他如此说道，“也不要急于在一开场就进球。”
比赛开始才10分钟，我就有机会证明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雅伊尔津霍突破了防守队员，将球传进了大禁区里。我高高跃起，睁大眼睛，将球顶向球门。在顶到球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球能进，但英格兰的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将球托出了横梁。这可算是世界杯史上最漂亮的扑救之一了，而双方上半场也以0:0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那个头球进了并赢下了比赛，那么其表现出来的还是个人能力，而非整体足球。如果说1970年这支巴西队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用一个团队配合的进球来证明它，去展现我们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培养出来的默契。
下半场进行了14分钟之后，托斯唐传给我一记美妙的“nolookpass”。“带球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贝利，”他后来说道，“但我知道他的跑位是怎样的，因为每次我沿着左路突破时，他总是会包抄到中路。不会错的。”果然，我在英格兰队球门前接到了那个传球，但我并没有起脚射门，在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之后，我又将球传到了右边——雅伊尔津霍正等在那里，无人防守，他跟上一步，将球打进球门。
守门员对此无能为力。看台上的墨西哥球迷都乐疯了。巴西1，英格兰0。
1:0也是全场比赛的最终比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也是团队足球的胜利。数十年后扎加洛还说那是他“看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赛后，墨西哥的球迷来到我们入驻的酒店庆祝我们的胜利。到处都是人，大约有好几百个，他们笑着，拍着我们的后背称赞我们，还到走廊和我们的房间里大喝啤酒和龙舌兰。连我的保镖都有些应接不暇——有个球迷溜进了我的房间，把我的14件球衣一扫而空，都拿去当纪念品了。我并不十分在意，但我下场比赛可就没衣服穿了！球队的管理层想起来，上场比赛结束后我跟英格兰队的博比·摩尔互换了球衣，他们甚至想去找他把我的球衣要回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想办法紧急空运了一些球衣过来，解决了我的“无衣之急”。然后我们就继续庆祝去了。
就像先前我说过的那样——生在那个时期，你只能适应其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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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的那场比赛也很棘手——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我们以3:2战胜了罗马尼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英勇的秘鲁队。与秘鲁的比赛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的主教练是迪迪——我的好友，“埃塞俄比亚王子”，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夺冠的巴西队长。他退役之后继续发挥余热，将秘鲁队训练成了一支素质超群、攻击犀利的强队。我们的比赛打得大开大合，整场都是进攻与反击，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好看的。最后巴西4:2赢了。
赛后大家都赶到球员休息室去收听比赛转播——此刻墨西哥城正进行着一场胶着的比赛，而其结果将决定谁是我们在半决赛的对手。虽然大家都怀着刚刚打败秘鲁的愉悦，但房间里针落有声。大家都不作声，事实上，比赛结束后没有一个人去洗澡换衣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了这场比赛上。
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打成0:0，随后进入加时赛。最终，在加时赛接近尾声时，一支球队进球获胜。
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都笑了。
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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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曾发生过很多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你或者可以将其称作“巧合”，但我觉得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其奇妙。是的，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刻，上天自有其安排。巴西在半决赛中对阵乌拉圭——20年前心碎马拉卡纳球场之后，第一次又在世界杯决赛中遇到宿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种巧合。我觉得上帝并不在乎球场上是谁跟谁在踢球，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还是将我们送上这样一段旅程，帮助我们成长，同时感激他的眷顾。现在，那个当天哭红了眼睛向父亲承诺一定会在世界顶级赛场上找乌拉圭报一箭之仇的小男孩，终于有了践诺的机会。只有上帝才能解释这种巧合。也许有一天我会亲自问问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届巴西队里，几乎每个人都跟1950年的世界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队员——那时还都是小孩子——都在那一天收听了比赛，又在赛后跟家人一起痛哭流泪。扎加洛教练当时就在现场看球。而年轻的队员——当时也许还不会走路——也明白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巴西的媒体……他们更不会忘记这场比赛的意义，国内的报纸纷纷刊登9岁贝利的旧事，更加渲染了这场比赛的复仇气氛。
“哪怕得不到世界杯都没关系，但这场一定要打赢乌拉圭！”我记得一位队友如此说道，“20年了，他们一直都像是巴西喉咙里的刺啊！”另一个队友说。
我想说些什么，好让队友们保持冷静；我想让大家别受宣传的影响，以平常心对待与乌拉圭的比赛，但我说不出口，因为那都是假的。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比赛开始后，好像历史又要悲惨地重演。
开始时我们发挥明显失常，失误频频。乌拉圭队摆出的是铁桶阵般的防守：他们10名球员全部退到自己的半场进行防守，前面只留下1个前锋。20分钟过去了，乌拉圭首先进球，取得了1:0的领先。巴西的电视和广播中再次泛起紧张的情绪——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巴西的球员们重新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默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传球变得更加清醒和冷静。我们的状态回来了。传球的空当也打开了。我们不再退缩，开始前压。就在半场结束之前，克洛多瓦尔多接到托斯唐的传球，扳平了比分。
半场休息过后，我们回到场上，状态已经完全恢复，这时的我们传球精准，射门巧妙，意识超前，故而也被称作“足球史上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有一个场景是很多人都记得的：我从托斯唐那里接到一个传球，在带球前突时一个假动作晃过了守门员，找到射门的空当。但可惜的是，那个球打偏了。真是有意思，1970年世界杯上我的射门中，没进的那些球反而比进的那些更有名气！那场比赛我的运气不佳，但队友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最终我们以3:1战胜了乌拉圭。
赛后在走下场的时候，我好像又变回了9岁。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巴西队的球员们都是如此；我们感觉童年时的委屈和20年的压抑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它过于美好，令人不敢相信，就像是我们斩杀了一头追杀我们多年的恶龙一般。而为了让这个成就更加圆满，胜利的果实更加甜蜜，我们只需再赢下一场比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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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决赛，我们感觉自己是无可阻挡的——连强大的意大利蓝衫军团都不行。
意大利的足球传统一点都不比巴西差。此前我们都获得过2次世界杯冠军，而在打法上，意大利似乎跟巴西的攻势足球是两个极端；他们以防守见长，本届世界杯以来的五场比赛中，他们只失去了4个球。有些专业人士认为，我们的比赛将会很艰难，一位英国作者将其称作“矛与盾的对抗”。我敬佩意大利队的坚强和韧劲、他们的才华和意大利球迷对足球的热情。这一定会是一场极好的比赛。
这场比赛同样还有历史意义：数年前国际足联就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夺得了3次世界杯，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圆满。雷米特杯经历过很多离奇事件：1938年意大利曾获得当年的世界杯冠军，暂时保有雷米特杯，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足联的副主席是意大利人奥托里诺·巴拉西，他把奖杯藏在床下的鞋盒子里，以防落入坏人之手。1966年雷米特杯在英国世界杯前夕失窃，英国开展全国搜索，一个星期之后被一只名叫皮克斯的小狗在树篱下发现——用报纸裹着。大家想必也能明白，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之后，不论是巴西还是意大利最后把它带回家、让它从此安顿下来，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比赛当天，墨西哥城天降大雨，比赛前才停。有人说大雨导致球场泥泞，对防守风格的意大利队更加有利；幸运的是，大雨对我们的秘密武器——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墨西哥助威团并无影响。当天到现场看球的墨西哥球迷达到了10.7万人，他们热情地为巴西队加油打气，不仅是因为同为拉丁美洲同胞的情谊，还有他们对意大利队的怨恨——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以4:1淘汰了墨西哥。
比赛开始之后，外界的种种影响就都消失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心思全放在了球员之间的配合上。于是，令我们欣慰的——我们的默契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托斯唐和里维利诺制造出了一个机会，我在球门一侧高高跃起——某家报纸说是“像条大马哈鱼跃出水面一样”；当时正有一位意大利球员对我贴身防守，但小时候父亲对我进行的傻瓜一样的重复训练再次有了回报，我滞留在空中，头恰恰顶在球上，足球越过意大利守门员恩里科·阿尔贝托西伸出的手掌，打破僵局。
巴西1，意大利0。
但随后意大利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以1:1结束。回到休息室之后，我们都很镇定，大家的话都不多，连以往中场休息时鼓劲打气的话都没有——因为我们彼此信任，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像一个整体一样踢球，结果就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的确如此。1970年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是竞技能力、执教水平和团队合作的完美融合。下半场前20分钟里，我们不断冲击，不断进攻，但总是没有收获。终于，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格尔森将球传给埃维拉尔多，埃维拉尔多又传给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攻击尖兵；这时意大利的防守队员向他紧逼过来，雅伊尔津霍又把球传给了球门前的格尔森，后者拔脚怒射，球进了。
巴西2，意大利1。
刚刚过了5分钟，亦即全场比赛的第71分钟，格尔森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他穿破意大利的防线，看到我靠近球门，就传给我一个高球，我跟上半场头球攻门一样跳起，把意大利守门员吓了一跳；但这次我并没有把球顶向球门，而是摆渡给了埋伏在球门另一侧的雅伊尔津霍，他轻松射门得分，从而成为了在一届世界杯上的每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巴西3，意大利1。
比赛的第86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我在对方球门前拿到球，我本可以自己射门，但我通过眼角余光看到卡洛斯·阿尔贝托正从右侧插上。卡洛斯·阿尔贝托是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后卫，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没有射门攻门机会的，在世界杯比赛中更是如此。但在这一刻，在这上天眷顾的日子里，他在门前有了一个绝佳的射门空当，所以我就将球传给了他，他亦将其转化为一个进球。
巴西4，意大利1。
对我而言，下半场巴西队的这些进球就像是一个圆圈终于合上了口子。1958年我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只是一个冲在前面的得分手；现在，我起到的是当年迪迪的作用——为队友创造进球机会。我感到很自豪，这是我一直梦想的角色。
终场哨声响起，人们拥到球场上。他们把我、格尔森、雅伊尔津霍、卡洛斯·阿尔贝托扛在肩膀上巡游全场。我头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顶墨西哥宽檐帽，我把它留下了，至今把它放在巴西的家里以作留念。接着就是“掠夺”纪念品的时刻，我的上衣在混乱中不见了，不过其余的衣物都幸免于难，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最惨的是托斯唐，他几乎被人扒光了——球衣、球裤、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给他留下！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停都停不下来。30分钟的狂欢过后，人们渐渐安定下来，我们也回到了休息室里。
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观点：这场比赛非常经典。意大利队的主教练赛后说：“巴西的队员们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负责盯防我的塔尔西斯奥·布尔尼什在多年之后说：“比赛前我告诉自己，贝利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我错了。”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6年世界杯后说我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的那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贝利这个名字怎么写？g-o-d》。
这种前后转变真是太甜蜜了，但我最开心的时刻还是在赛后的休息室里。我坐在那里跟队友们喝着水，这时感觉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一个记者，所以就没回头。
这时布里托对我说：“嘿，伙计，是扎加洛啊。”
我转过头，站起身来。我们的主教练就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喜悦的泪水。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在巴西获得的3个世界杯冠军里，都有他的贡献。他一直都在，开始是我的队友，现在则是我的教练。我们长时间紧紧拥抱，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我们一起夺了3个冠军了，”我抽泣着说，“没有你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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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家队历程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1971年，又踢了几场友谊赛——告别赛——之后，我就从国家队退役了。
这一次，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仍是政治。在赢下1970年的世界杯后，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将我们的胜利用作宣传工具，借以掩盖巴西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非法拘捕和酷刑的传闻有增无减。政治虽然不是我选择退役的唯一原因，但它绝对是其重要因素。我受不了有人利用我们的胜利去掩盖他们的暴行。
现在回头去看当时的情况，我很后悔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没有站出来针对百姓受到的镇压和虐待说些什么。我想，在我这一生中，因为对足球过于专注，反而使我变得十分保守——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说我更愿意去接受现状。成年之后的我还跟小时候一样，只想着上场踢球。我有时候甚至会认为，只要不去挑明那些问题，就能让政治远离足球，从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很多年过去后，2011年时，机缘巧合之下，我跟迪尔玛·罗塞夫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前文中我曾提到的、在1970年被巴西军事独裁政府迫害的年轻左翼激进分子；现在，她是巴西的民选总统。她任命我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而我们在飞机上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国家层面。
“足球振兴了巴西，但它也掩藏、遮盖了很多问题，”迪尔玛对我说道，“我们希望巴西能像足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这就是我跟同志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不如贝利有名气，”她继续说道，“所以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现在我是巴西的总统了。我仍将致力于推动巴西的发展。”说到这里，她倚到座位的后背上，笑了，“你能明白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吗？”
我也笑了：“这倒是咱们俩的共同之处。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