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深入迷雾：初步调查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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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上午九点，市委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旁，气氛比预想中要凝重许多。接到紧急通知的各单位负责人悉数到场：市国资委主任孙建国，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色平静，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市人社局局长赵东升，身材微胖，脸上习惯性地带着笑容，但此刻笑容有些勉强；市医保局局长李梅，一位干练的中年女性，眉头微蹙，翻看着带来的材料；北城区区长周海涛，相对年轻，但眉头锁得最紧，显然压力最大；信访局副局长张建军也在座。唐建科坐在主位，顾伟民在一旁记录。 “各位都到了，时间紧，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唐建科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昨天一纺厂职工集体上访的情况，徐秘书长和周书记都做了明确指示，要求我们成立联合调查组，彻底核查改制遗留问题，优先解决职工社保医保等紧迫诉求。今天这个会，就是启动会，也是情况摸底会。请各单位根据职责，先简要介绍一下你们掌握的一纺厂改制相关情况，特别是职工安置和社保医保问题的历史脉络、现状和存在的难点。”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国资委主任孙建国身上：“孙主任，国资委是国企改制的主管部门，先从你们开始吧。” 孙建国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开口：“唐秘书长，各位同志。一纺厂改制是2008年的事情，当时是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政策精神，依法依规进行的破产重组。国资委这边存档的，主要是当时的改制批复文件、资产评估报告、职工安置方案的原则性框架以及新企业（现在的恒源纺织）的股权结构文件。具体的安置协议签订、资金发放、社保接续等执行层面的操作，主要由当时的企业清算组和北城区政府负责落实。”他几句话，先将国资委的责任界定在“政策批复和宏观监管”层面，将具体执行推给了区和原企业。 唐建科不动声色，看向北城区区长周海涛。 周海涛连忙接话，语气带着无奈：“秘书长，各位领导。一纺厂改制时，区里确实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协调工作。但当时区财政也非常困难，主要是配合市里的统一部署，督促清算组落实安置方案。时间过去十年了，当时经手的工作人员很多都已调离或退休，很多原始凭证和协议底单，查找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情况复杂，部分职工选择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有的买断工龄，有的进入新企业，还有一部分协保、内退的，情况不一，需要逐一核对。” “也就是说，目前区里也无法立刻提供完整的、能够清晰反映每个职工安置和社保接续情况的明细台账”唐建科追问。 周海涛面露难色：“这个……确实需要时间整理核实。我们回去后立刻组织专人，翻找历史档案。” 唐建科点点头，目光转向人社局局长赵东升和医保局局长李梅。 赵东升接过话茬，笑容有些发苦：“秘书长，社保系统里可以查到每个参保人的缴费记录。但一纺厂的问题在于，改制时涉及的人员，其社保关系有的转到了新企业，有的转为灵活就业人员自己缴费，还有一部分……可能存在断档。系统只能显示缴费状态，但断档的原因是什么是个人原因未缴，还是单位应缴未缴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安置协议和资金划转凭证来判断。这部分关键信息，可能还是在企业清算组和区县的原始档案里。” 李梅的发言更直接：“医保情况类似。而且医保系统联网是后来才完善的，十年前的数据可能存在迁移不全或信息不准的情况。要厘清每个人的历史欠费情况，工作量非常大，而且需要其他部门提供准确的劳动关系和应缴金额依据。” 一圈情况介绍下来，唐建科的心沉了下去。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棘手。各部门的说辞虽有差异，但指向一个共同点：核心的、能够明确责任的历史执行细节和原始凭证，似乎都模糊不清，或者被推到了“需要时间查找”的“历史档案”和“已解散的清算组”身上。这像是一团迷雾，看似每个部门都沾点边，但又都似乎无法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链。 “各位的介绍我都听了。”唐建科语气平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情况很明确，问题客观存在，群众诉求合理且紧迫。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信息碎片化，责任链条不清晰。这不符合市委快速查明情况、解决问题的要求。” 他停顿一下，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我不管十年前的具体执行是如何分工的，但现在，解决问题是市委交给我们的共同任务。我们必须打破部门界限，形成合力。” 他开始部署，语速加快，条理清晰：“第一，成立联合调查组。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请孙主任、周区长担任。成员包括人社局、医保局、信访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顾伟民同志担任联络员。” 他直接明确了责任主体。 “第二，立即启动档案清查和证据固定。北城区政府，周区长，你负总责，成立专班，限期一周内，务必找到并整理出一纺厂改制清算组留存的全部职工安置协议、资金发放凭证、社保医保转移接续的原始单据！活要见人，死要见档案！国资委，孙主任，你们负责提供并核实当时的改制批复、资产评估及安置方案框架性文件，确保政策依据准确。人社局、医保局，你们负责根据区里提供的名单，倒查系统数据，列出每个人的缴费状态明细和疑似断档时段，准备进行比对。” “第三，建立每日简报制度。从明天开始，调查组各成员单位，每天下午四点前，向办公厅联络员报送当日工作进展、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协调的事项。我每周召集一次调度会。” 部署完毕，唐建科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严肃：“同志们，这件事拖了十年，群众已经等了十年！我们没有再拖下去的借口！徐秘书长和周书记在看着我们，一纺厂的上百名职工在等着我们！我希望大家真正重视起来，把这件事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办，抛开部门之见，深挖细查，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坚决落实！” 众人纷纷表态，但表情各异。孙建国面色凝重地点头，周海涛擦了下额头的汗，赵东升和李梅对视一眼，眼神复杂。 散会后，唐建科特意留下孙建国和周海涛，又单独谈了几句，强调档案查找是关键中的关键，要求他们亲自督办。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调查的推进却如同陷入了泥沼。顾伟民每日汇总上来的简报，内容大多雷同： “北城区反馈：已组织十人专班查阅档案室，因年代久远，档案编号混乱，查找困难，暂无实质性进展。” “国资委反馈：已提供改制批复文件电子版。但提及当时安置资金由市财政、区财政和新企业共同承担，具体划拨凭证需查询财政部门历史记录。” “人社局反馈：已根据现有名册初步筛查系统，发现约四十人存在不同时段断缴记录，但断缴原因待查。” “医保局反馈：情况类似人社局，部分人员历史数据缺失，需原始票据核对。” 每次电话催促，周海涛都表示高度重视、正在全力查找，但总是以“年代久远”、“人员变动”、“档案管理不规范”等理由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孙建国那边则保持着程式化的配合，但涉及到可能超出国资委职责范围的细节，便表示需要其他部门协同。 唐建科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看似“客观”的拖延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不愿深究的默契或阻力。一纺厂的改制，恐怕真的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再次拨通周海涛的电话，语气已经带上了严厉：“周区长，一周期限已过半，群众的情绪等不起！如果区里的档案查找确实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请你书面说明具体困难是什么，需要市里提供什么层面的支持。否则，我只能理解为北城区工作效率存在问题，将如实向徐秘书长和周书记汇报！” 电话那头，周海涛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秘书长，您别急！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加派人手，就是熬夜也把档案找出来！我亲自蹲在档案室督办！” 放下电话，唐建科眉头紧锁。他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行政命令和催促，可能难以打破这团迷雾。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压力，或者，找到新的突破口。这场调查，刚刚开始，就已经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阻力，已经悄然浮现。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心中暗道：看来，要揭开一纺厂的盖子，不会一帆风顺了。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