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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五年十一月的洛阳，清晨的霜结在太学门前的石狮子上，白茫茫一层。 天还没亮透，太学东侧的石经林外已经人影攒动。这里是朝廷设立的“正字石经”所在，四十六块两人高的青石碑呈回字形排列，每块碑上刻着一部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共计十二经，二十余万字。 碑文用的是当世大儒亲手书写的标准隶书，再由顶尖石匠精雕细刻，每个字都方正庄严，一笔一画间透着千钧之力。自开元三年立碑至今，这里就成了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圣地。 “让一让，让一让！” 两个年轻士子抬着一筐木炭挤过人群，在石经林中央的空地上生起炭盆。这是太学提供的便利——冬日天寒，朝廷特许在石经林内设八个炭盆，供抄经的士子取暖。炭是好炭，烟少火旺，是工部矿冶司特供的。 火光映亮了最早到的一批士子。他们大多穿着半旧的棉袍，背着书箱，手里提着自制的油灯或灯笼。有人呵着冻僵的手，有人跺着脚，但所有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盯着那些在晨光中逐渐清晰的石碑。 “陈兄，今日抄哪部” “先抄《礼记曲礼》篇。”一个二十出头的士子放下书箱，取出厚厚一叠麻纸、墨锭和毛笔。他叫陈禹，来自兖州，家境贫寒，这是第三次来洛阳参加明经科考试。“去年我抄的《礼记》有一处漏字，今年得补上。” 旁边的士子笑道：“陈兄真是精益求精。我听说礼部要印《石经校勘录》，把各版本经文的异同都列出来，到时候买一册便是，何苦自己校对” 陈禹正色道：“买来的终究是别人的校勘。自己一字一句对着石经抄录、校勘，这过程本身就是治学。你看——”他指向石碑，“每个字都刻在石上，千年不易。我们抄录时若有一笔之差，便是对不住这石头，对不住刻石的前辈，也对不住自己的心。” 这番话让周围几个士子都肃然起来。有人低声道：“陈兄说得是。治学如修行，不能走捷径。” 天色渐亮，石经林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人。太学的仆役抬来几张长桌，上面摆着成刀的纸、成盒的墨——这也是朝廷的恩典：凡来石经林抄经的士子，每人每日可领麻纸二十张、墨半锭。虽不是上等货色，但足够用了。 陈禹领了纸墨，选了《礼记》碑前的位置。他先对着石碑恭恭敬敬行了三揖礼，这才铺开纸，研墨润笔。晨光斜射在石碑上，那些深入石髓的字迹仿佛活了过来，泛着青黑色的光。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陈禹低声诵读，然后提笔誊写。他的字不算漂亮，但极其工整，每个笔画都一丝不苟，仿佛在石头上刻字般用力。 抄到“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时，他停下笔，蹙眉思索。这句话他记得家传的抄本里是“长者问，不辞而对”，少了“让”字。他翻出随身携带的那本已经翻得毛边的家传《礼记》，果然如此。 “是石经对，还是家传本对”他自言自语。 “石经对。”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陈禹抬头，见一位穿着深青色官袍的老者不知何时站在身边。老者约莫六十岁，面容清癯，须发花白，但腰背挺直如松——正是太学五经博士周淳。 “学生见过周博士！”陈禹连忙起身行礼。 周淳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了：“你家的抄本，大概是前朝传下来的。前朝战乱，典籍散佚，各家传抄难免有误。开元元年，陛下命集贤殿整理天下经文，以宫中所藏古本为底，参考各家善本，历时三年才定下这石经文字。每个字都经过七位大儒审定，应当是最可靠的。” 陈禹恍然：“原来如此！那学生家传的这个本子……” “可以留作参考。”周淳微笑道，“治学要知流变。你知道这个字为何会有异文，为何石经取此不取彼，这比死记硬背更有意义。”他站起身，声音提高了些，“诸位士子，巳时初刻，老朽在《诗经》碑前讲解‘风雅正变’，有兴趣的可来听。” 周围响起一片应和声。太学博士亲自讲解，这是难得的机会。 陈禹继续抄写，但心里多了一层明悟。他不再只是机械地誊抄，而是会停下来想想：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写这句话为什么这样断石经的版本与其他版本差异在哪里想着想着，那些冰冷的文字仿佛有了温度，活了。 日上三竿时，石经林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像陈禹这样备考的士子，还有不少是纯粹的学者——有的头发花白还在校勘，有的年轻气盛在争论经义，有的安静抄录，有的低声诵读。呵出的白气在冷空中飘散，墨香混着炭火气，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味。 “诸位请看《诗经关雎》这一句。”周淳的声音在《诗经》碑前响起，几十个士子围拢过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逑’字，有的本子作‘仇’，有的作‘求’。石经为何定作‘逑’” 一个年轻士子举手：“学生以为，‘逑’有匹配之意，‘仇’则有怨怼之意，取‘逑’更合诗意。” 另一个士子反驳：“不然。《毛传》云：‘逑，匹也。’固然不错，但《说文》释‘仇’为‘雠也’，亦有匹配之意。二字古音相近，或可通假。” 周淳点头：“说得都有理。但石经取‘逑’，是据《鲁诗》古本。为何因为出土的汉代竹简《诗经》残篇，此字正作‘逑’。实物为证，胜于千言。”他从袖中取出一卷拓片，“这是去年从南阳汉墓出土的竹简拓本，诸位传看。” 士子们争相传阅，啧啧称奇。陈禹挤在人群中看了一眼，那竹简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逑”字的轮廓依稀可辨。 “所以治学要有实证。”周淳总结道，“石经不是凭空定的，是考据了古本、善本、出土文献，反复校勘的结果。诸位抄经时若有疑问，不妨多想想：为什么是这个字为什么是这个句读想明白了，学问就进了一层。” 讲解持续了一个时辰。周淳不仅讲文字训诂，还讲经义内涵，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联系时政，听得士子们如痴如醉。讲到《诗经七月》中“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时，他忽然问：“如今已是十一月，诸位可知关中农事如何” 一个来自关中的士子答道：“回博士，关中今岁丰收，冬麦已种下，农人正修渠筑坝，准备明春灌溉。” “好。”周淳颔首，“读经不能死读，要知天下事。《诗经》里有多少农事《尚书》里有多少治国之道若只知埋头抄写，不知窗外时节变化、百姓生计，那读再多经也是枉然。”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陈禹想起自己这些年埋头苦读，除了经书几乎不问世事，不禁汗颜。 午后，石经林里依旧热闹。 太学又派来几位年轻的助教，分头解答士子们的疑问。陈禹遇到一处断句难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该在哪个“禄”字后断开他请教了一位姓郑的助教。 郑助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以为该如何断” “学生以为……当在第一个‘禄’字后断。‘介之推不言禄’，是说他不提封赏的事；‘禄亦弗及’，是说封赏也没给他。” “另一种断法呢” “若在第二个‘禄’字后断，就成了‘介之推不言禄禄’，文义不通。” 郑助教笑了：“你分析得有理。石经在此处刻了一个小小的勾识，正在第一个‘禄’字下，这就是断句标记。你看——”他引陈禹到《左传》碑前，指着那一行字。果然，在“禄”字右下角有个浅浅的钩状刻痕，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原来如此！”陈禹惊叹，“这石经里竟有这么多学问！” “所以陛下才说，石经不只是让士子抄录，更是树立一个标准。”郑助教道，“经文、注疏、句读、异文，都要有据可循，不能各说各话。有了标准，学术才能规范；学术规范，取士才能公平；取士公平，天下英才才能心服。” 夕阳西下时，石经林里点起了灯笼。 陈禹已经抄完了《礼记曲礼》全篇，整整三十张纸。手指冻得通红，手腕酸麻，但心里是满的。他收拾好东西，对着石碑再次行礼，这才准备离开。 走到太学门口，他遇见周淳博士。周淳叫住他：“陈士子今日收获如何” 陈禹恭敬答道：“回博士，学生今日不仅抄了经，更明白了治学的方法、求真的态度。这比多背几篇文章更有用。” 周淳欣慰地点头：“你能悟到这一层，不枉在石经前坐这一天。”他从袖中取出一本小册子，“这是老朽编的《石经校勘举要》，记录了各经主要异文及考据依据。送你一本，回去好生研读。” 陈禹双手接过，眼眶发热：“学生……学生多谢博士！” “不必谢我。”周淳望着石经林里那些在灯笼下继续抄写的身影，“要谢就谢这个时代。若不是朝廷重视文教，拨款刻石、提供纸墨、组织讲学，你们这些寒门士子，哪有机会对着最标准的经文日夜研习老朽年轻时，想找本完整的《左传》都难啊。” 暮色渐浓，石经林的灯笼一盏盏亮起，像散落在人间的星辰。 陈禹走出太学，回头望去。那些青石碑在灯火中肃立如林，碑前伏案抄写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寒风吹过，带来隐约的诵读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仿佛千百年来读书人共同的脉搏。 他想，盛世不只是仓廪实、兵甲利，更是这样的夜晚，寒门士子能坐在最好的经文前，用朝廷提供的纸墨，一字一句地抄录、思索、求真。而这一切，都被那些沉默的青石碑见证着——它们会立在这里一百年、一千年，告诉后人：在这个叫开元的时代，学问是被尊重的，真理是被追求的，而每一个认真读书的人，都能获得应有的机会。 灯笼的光在石经上跳跃，那些深入石碑的文字，此刻仿佛也活了过来，在向这个时代，轻轻颔首。
